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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国地主不好当北方篇 （第2页）

例如在民国初年，陕西省便一边推行剪辫令，一边大肆摊派“光复款”。于是，乡绅们便领着村民围攻，号称“复辫豁款”我要继续留辫子，所以不交钱了。前清一众遗老遗少闻之，皆以为“人思圣清”！

所以，在民国时代的华北和山东地区，尽管许多县里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以上，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把佃农们逼得只能把谷糠麸子当做主食，到了灾荒年月就要出门逃荒，乃至于到东北去“闯关东”。但是在军阀们的横征暴敛和土匪的肆意横行之下，除了极少数最顶级的大地主之外，大多数中小地主的日子还数得很糟糕。

根据193o年的一份乡村调查显示，在民国年间的华北地区，由于科技落后，没有现代化农业系统，搞不到化肥和农药，即使是最好的上等土地，拥有最好的浇灌条件，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也只有大概1oo公斤，约2oo斤，仅仅相当于现代华北地区平均粮食亩产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所以，如果没有工商业之类的额外收入，只靠地里刨食，也没有办法逃避捐税的话。那么当时的地主家里，最起码要有2oo亩以上的好地，才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

而在这个标准线之下的地主和富农，自家种的小麦就算磨成了白面，也不敢多吃，要拿出去卖钱缴税，以及换一些火柴、食盐、布匹之类的必需品，只留下棒子面、高粱面之类的粗粮来给自己果腹。

只有在每一年的初夏季节收了麦子之后，这些人家才能吃几顿白面做的面条，在他们看来，这已算是一种了不起的奢侈了，能够吃白面一直吃到八月的人家，已经极其稀少，更不用说吃上一年了。

至于更穷的贫农，每天能喝上两碗掺着树叶的番薯稀饭就算老天开眼了。

我们现代的农村常常摆设宴席，虽然菜肴不甚精美，但也是鸡鸭鱼肉一应俱全，还有香烟和好酒供应。而民国年代的华北地区，根据冯玉祥将军的回忆录描写，乡村里遇有喜庆丧祭之事，待客的席面却多半是“白菜豆腐泡席”，只有素菜而已白菜、粉皮、粉条、豆芽、豆腐泡等。饭是掺有很多细砂子的大米蒸的，吃时一不小心，就会把牙齿震掉感觉很像古埃及人的伙食。冯玉祥将军在河北清苑县住了十余年，也只吃过一次荤席，然而就算是那所谓的荤席，也不过每碗里盖了两三片极薄的猪肉而已。

当时算是小富之家的冯玉祥将军家里，吃饭的配菜也只有大葱、萝卜、咸菜，从来舍不得用油做一碟炒菜，荤菜自然更不用提了。更穷的人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只临时泡点咸水下饭。

第三、民国时代的北方，一直在接二连三地爆着可怕的灾荒。

例如从192o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ooo多万人，灾民3ooo万5ooo万。

从1928到193o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疫并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此次灾情延续3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最起码高达1ooo万。

陕西原有人口13oo万，但在这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高达3oo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oo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o。根据某些外国记者的描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甚至被公开售卖。

1942年，中原爆大饥荒，“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1ooo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oo万人饿死，另有3oo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分之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贫苦农民固然是九死一生。地主们的日子也是惨淡无比。纵然家里屯着些粮食和银钱，也得先拿出来招募家丁，购买武器，加高院墙，修筑土堡，抵御土匪和流民的劫掠，以及贿赂前来打秋风的军阀部队。能够维持生存就已是极端不易，更别提什么奢侈享受了。

最后，哪怕在诞生之前，乡下的农民也是整天抗租闹事，百般拖欠，想要把租子十足地收齐，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收成很差的时候，常有人卷了粮食弃田而逃，让地主家里什么都收不到。

这样一来，地主家就不得不养上一群打手，用以催逼佃农缴纳租子，于是又多了很大的一笔开销。

更要命的是，这些打手的忠诚心有时候也非常可疑，如果主人家表现的过于软弱或过于苛刻，有些没良心的打手甚至还会背地里串通土匪，里应外合干掉地主全家，然后自己把财产分了，当个小地主享福所以民国地主必须能打，正如当今的很多村干部一样。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像电视剧里那种仿佛红楼梦里那座大观园的山寨版，宅院深深，丫鬟成群，锦衣玉食的奢华地主生活。至少在兵荒马乱、灾害频繁的华北地区，光靠从田地里收租子是很难维持的。

那些能够在乡下过着奢华生活的人，要么是另外有工厂、商行、矿山、鸦片之类的非农产业额外收入，要么就是最起码有上万亩地的顶级大地主。

但是，一旦某人的地盘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手里没有一支过硬的兵马，那么根本就看不住场子。而有了上万亩田地，又拉起了大票兵马的人，通常就已经是军阀而不是地主了。一旦被其他军阀击败，这些好不容易弄到手的土地，最后也别指望还能保得住。

所以，一旦穿越到北方的地主家庭，你想要学功夫高手整天跟人斗殴，倒是从来不愁缺少对手，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彼此攻打。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如果你特别能打，又有本事拉起一帮兄弟，那么就算是要像“樊哈儿”电视剧傻子师长的原型一样晋身军阀大帅，也是有一定希望的。

但是，如果你对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只是想要过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那么可就非常困难了根据193o年的一份统计，在河北清苑县11个村2ooo多户人家上万口人之中，总共只有自行车7辆、手电筒6个、热水瓶2个，而收音机则是一台都没有。

电灯和电话自然是不用想了，因为乡下一般根本没有电力，此外也没有自来水。如果还要自己弄电机的话，似乎只有那些大军阀的家里，才能拿得出这许多款子。例如清末的袁世凯，在老家乡下退隐之时盖的别墅，里面就不光有电力供应，还拉了电报犀连私人电报房都有。

甚至就连普通的金属制品，在当时也是相当昂贵的东西直到1949年，还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全国钢铁产量只有15万吨，刚刚够造北京奥运村的那个鸟巢。因此，当时乡下的普通人家里很少见到钢铁制品：农具往往只在最关键部位包上一层铁，独轮车的车轮是木头的，富人的马车才有包铁轮子。家里的水桶是木头的，水瓢就是一个大葫芦一剖两半。买一把菜刀就能让一户农民掏空一年时间节省下来的积蓄。

跟清朝相比，北方农村在民国年间唯一比较明显的“现代化”标志，就是较为普遍地用上了煤油灯，农村照明已基本被煤油取代在此不得不佩服一下美孚公司的推销能力。要知道，在当时的北农村搞什么煤油灯的市场营销，几乎跟在现代的索马里做小商品生意一样危险。

然而，跟之前的清朝相比，普通农民的生活条件非但没有更加的现代化，反而大幅度地恶化了为了转嫁军阀们的苛捐杂税，地主们普遍把种地的租子上涨到了六成至七成，若是只收五成租子的话，就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在缴纳了地租之后，佃农的余粮通常已经不够维持生计，为此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从而陷入“借了新债还旧债”的螺旋陷阱，从而负债越来越脯最终家破人亡。

就算是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在承受了沉重的赋税剥削之后，同样也很难避开高利贷的陷阱，从而踏上破产之路。而且，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越是小块的土地，就越是不容易保住遇到旱灾和蝗灾，军阀们自然会用刀逼迫你卖了田地缴税，而地主们则趁机压价强买；遇到大雨天，往往也会冒出几个很有良心的地主，组织狗腿子扒开大堤淹了你家田地，让大水冲走界标，然后再花几个小钱到衙门里活动一番，于是你的地就变成他们的祖业了。接下来若是不想被那些狗腿子打死，就还是早点收拾包裹跑路吧！

最近总是有人吹嘘说什么民国时代的地主个个乐施好善、济贫济困，一边自己啃窝头一边却给长工送肉送白面，佃农的日子比地主老爷还要阔绰……对于这些“历史明家”的颠倒黑白，我已经真是不知该说啥才好了如果旧社会的地主当真那么仁慈豪爽，又为何要收六七成的地租，把农民活活逼死呢？

总之，民国年间的地主，固然已经是不好当，但民国年间的农民，更是当都不能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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