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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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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巴王国以及中国的“西伯”

“萨巴王国”是也门上古最著名的王国，也最富有传奇色彩。因为“萨巴”（Saba）的名字实际上与“Sheba”相通，《圣经》中著名的“示巴女王”（Queen　Sheba）就是来自红海南段的“萨巴女王”，只是翻译不一而已（在本书中为方便迎合两个系统的表述可能分别使用这两个名称，请注意她们实际上是同一人）。

“示巴”或“萨巴”与中国西北渭河流域的“西伯”可能有某种直接或间接联系。“西伯”为周人之祖。尽管《圣经》里还有一个更古老的支系名字直接就叫“希伯”（汉语拼音xibo），但实际上此“希伯”在英语中为“Eber”。“示巴”（Sheba）的发音“∫i：b　”才更接近中国“西伯”。

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具有“西伯”爵位①，他是一位商臣。“文丁杀季历”之后，帝乙（纣王的父亲）后来在军事危机下为了修好竟然同意周文王继承“西伯”爵位，并赐予其征伐大权，为以后商朝覆灭埋下了祸根。有学者说关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事情，古籍与甲骨文上的记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某些东西被人从典籍中抹去了。

通过文献看，实际上“西伯”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个爵位，而且更像是一个方国、民族或者地域的名称，将远在阿拉伯半岛的“示巴”作为其殖民母国引入参考，非常合乎逻辑。看看“西伯”在《史记·殷本纪》出现的语境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伯昌闻之，窃叹。宠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　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

很明显，“西伯”既可以代指“昌”这个人，也可以代指他的国家甚至地区。这与“示巴”在也门的情形相同。还有一个微妙的变化是，自从武王执政之后，似乎“西伯”罕见。它是一种政治“断脐”，暗示了周王登基后摆脱“西伯”（即“示巴”）的姿态，还是提示了我们商王朝本身是一个包含了“西伯”（示巴）利益在内的集团？或许两者兼具？也就是说，商王朝是“示巴”等多国势力的集合，其中包含了“示巴”（西伯）的势力，但“周”却只是“示巴（西伯）”这个集团的王朝，但是自从周开始以后，周人反而不再称呼自己为“西伯”。

张光直在《商文明》一书（183页）有关“邑主”一节中说：“每个邑主都代表着他的族、城邑和或大或小的土地，该邑主与他的族和城邑三者皆以相同的名字命名，但是，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发现的诸如此类的名字都是按照他们的亲戚关系有等级、有区别地相互结合起来。丁山辨认出了200个此类名字，但是，他认为实际存在的远不止这些。张秉权挑选出了173位人地同名者。在这些名字中有些特别突出，有学者猜测这些人可能拥有更多的土地、更大的城邑和更多族众，相应地，他们在朝廷之上也就享有更多的发言权。”毫无疑问，西伯（昌）就是这样一个“邑主”。

假如东亚与阿拉伯半岛曾经有过直接的文明交流，则“萨巴”王国对应了中国的晚商、周时期。我还一直有一个怀疑，四川一带的“巴人”民族很可能就是“萨巴人”的简称，至于他们的相貌正如罗中立所画《父亲》，并且与三星堆文明有关；但他们是从西藏而入内地还是从商地而来这还是个问题，当然也有两源汇合的可能。

也门地区早期陆续并列的其他王国

盖太班（Qataban）王国　　“盖哈坦”繁衍出几百个支系，其中的一个支系在大约公元前9世纪中叶建立了“盖太班王国”。关于它的出现和灭亡，历史学家意见不一，但是公认在公元前350年至前50年该王国曾经在也门地区大放光彩。他们的首都在亚丁以东地区，使用希木叶尔文字，语言与萨巴方言接近，政体等与麦因王国相同。

麦因王国灭亡后，也门地区主要存在的两个王国是盖太班王国和萨巴王国，他们之间长期征战，偶尔讲和，最后似乎于公元前25年被希木叶尔王国取代。对于这段历史，学者们依然没有取得统一，我们只能取得一个大概的印象。

哈达拉毛（Hadhramaut）王国　　约公元前1020年，也门东南部产生了“哈达拉毛”王国。这个王国与其他王国相比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惟一让人记住的是它生产的香料，这也是它屡次被强国侵吞的原因。公元前300年，该国被希木叶尔王国彻底征服。

奥桑王国　　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面临红海，曾经占据红海对岸的部分非洲土地。这个跨洲王国控制了南阿拉伯半岛到非洲大陆的海上贸易通道，辉煌一时。公元前7世纪，萨巴王国、奥桑王国、哈达拉毛王国以及盖太班王国因为领土发生大规模战争，奥桑战败，城市遭到洗劫，最后不得不求和，苟延残喘至公元前115年。

不知道上面的四国大战与中国人所说的“上天变乱”是否也有关系。我希望不要拘谨地把这个“变乱”的影响当作是一种直接的因素——那只是一个可能。更大的可能是，这个“变乱”由于恰好在红海通往中国的咽喉水道上，所有的信息和秩序，连同战乱本身带来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东亚地区的“礼崩乐坏”。某种格局从此被打破了。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或者想确定的是，假如两地之间确实是殖民地关系的话，那么它们之间得以维系的体制是什么？隶属关系是紧密的还是松散的？这个两地关系的研究非常关键，哪怕找到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成例进行借鉴观察也是可以的。

小小的也门地区曾经并立过无数王国，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夏、商时期也根本不是这两个王国独树一帜。据史料看，夏商存在时它们周围方国千万，这一点与也门地区的格局也取得了统一。

希木叶尔王国　　与其他王国称呼国王的名字为“马里克”或者“穆卡拉布”不同，希木叶尔王国称国王为“祖”，如“祖·里丹”。佐法尔城是其首都。希木叶尔王国存在了640年，公元前115年建国，公元525年灭亡。

这个王国势力之大，超过了我的想像。

公元400年，希木叶尔王国统一阿拉伯半岛南部，有关国王的远征故事充斥阿拉伯文学，真伪难辨。据说在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一些国家之后，他们还征服了中国西藏部分地区，并留下了后代，至今在西藏繁衍生息①。怪不得有语言学家认为尼泊尔人的语言与远在甘肃的裕固族人接近，而裕固族又与藏区相连。种种迹象显示裕固族同胞来自海边——他们的一些重要仪式需要海螺。古代也门人既然能从也门攻入西藏，那么跑出藏区也当在意料之中。与此有关的一个穿凿附会的联系是：也门地区曾经传说有几个兄弟共娶一个妻子的“一妻多夫制”，西藏某些地区也有此古俗。原先我还以为是贫穷导致的，现在看来更多可以归结为一个传统习惯。另外，印度某些贫穷地区也有此俗。后来看这个风俗曾经风行全世界呢，细究之下，发现美洲土著、非洲土著、新西兰土著都有此俗。②

希木叶尔王朝的语言体系与麦因、萨巴王国都是一个因袭体系。

希木叶尔人主要信仰拜物教，星宿崇拜在他们的信仰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所谓“占星术”是也），所以这里天文的发达是必然的。中国在商朝晚期的甲骨文里就已经有日食与月食的记录了，也显示了天文的发达，另外“摘星楼”在晚商纣王时期的出现似乎也可视为星辰崇拜到达一定程度的一个体现。在###教兴盛的7世纪之前，也门地区先后接受了犹太教与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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